曾经看过茅于轼先生许多文章，基本上都很欣赏。如果说已经故去的杨小凯先生是我最欣赏的华人经济学家的话，则茅于轼先生就是我最赏的大陆经济学家了。说到欣赏，并不代表我完全赞同或者理解他们那些关于宏观、微观经济学方面的高深论述。而是我能感到，他们能相对独立、公正地探讨和评价中国事务。在中国，只要是能独立地发表见解的人，都值得赞赏，如果这些见解还比较深刻独到，就值得我非常欣赏了。这也是我非常欣赏茅于轼先生的一个原因。
最近，茅于轼先生又发表了一篇文章《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试图回答中国长期以来关于贫富之争的一些问题。坦白地说，我能理解茅先生的良苦用心。他希望平衡一下他文中所说的现象：”由于大众受马克思剥削理论的灌输，富人被认为是剥削者。为剥削者说话当然错了。我国又有仇富的传统，帮富人说话肯定是不受欢迎的。所以话还没有说，立场先已经错了。谁会去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因此，茅先生要主动担起为富人说话的责任，大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
中国是否有仇富的古老传统？我没有详细考证过。但孔子在２６００年前就教导我们：”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历史上，许多揭竿而起者，喊出的口号也是”均贫富”。就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在开展农***动时，也是以”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由此可见，中国人实在是憎恨别人的钱比自己多，而不惧怕自己的钱比别人多。我也不知道这种现象到底是属于仇富呢，还是属于爱富？
有点年纪的人都还记得，改革开放之初，神州大地曾经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名词，叫”红眼病”。就是用于批评那些嫉妒别人发财的人的专用名词。当时，搞了３０年的社会主义后，中国出现了极端的平均主义，严重窒息了中国人的劳动积极性。因此，国民是反对”红眼病”的，都希望能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大家靠本事、靠努力吃饭。
只是近３０年的改革后，国民发现，靠本事、靠努力也无法发家致富，反而一些人的生存状况变糟，于是，就又产生了贫富之争，其中，对富人财富积聚过程合法性的质疑是主要的声音。这被一些学者称为现代版仇富现象。
我猜，茅于轼先生的文章就是想批评一下这样的”仇富现象”。于是，在网上就掀起了一阵热议。据茅先生说，是批评的居多。其中一个著名的批评者，就来自大洋彼岸的薛涌先生。当然，我也见到了大量为茅先生辩护的文章，著名的笑蜀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至于我自己，则基本没有发言。这并不是说我对中国的财富分配就没有自己的看法，而是我觉得简单的贫富之争，是肤浅和无聊的。这基本上就是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现代版，并不能指引中国走向现代文明。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争论甚至无法回答这类简单问题，我到底是穷人还是富人？ 你到底是穷人还是富人？搞不清楚这样的问题，也就搞不清楚茅先生到底是会替我说话呢，还是要为我办事？在这个问题上，激烈批评茅先生的薛涌，却有着和茅先生一样的误区，也就是他无法回答，他口口声声要保护的穷人，到底包括了我，包括了你没有？
我不是著名学者、著名专家。我决定赞同与否的标准很简单，就是他们的说法是否对我有利。有利，我就赞成，有害，我就反对。显然，从他们现在的谈话中，我看不出他们的谈话是否对我有利。因此，我就认为这样的争论，对我来讲，是非常无聊的了。
如果”贫”是指钱少，”富”是指钱多的话，专家学者能否告诉我，钱要少到什么程度才能被称为穷人，而钱要多到什么程度才能被称为富人呢？我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但我不知道专家学者们划分穷人富人的标准，所以，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专家学者们口中的富人呢，还是学者专家嘴里的穷人。看来，贫富之争也为我带来了新困惑、新烦恼啊！
虽然不知道自己到底是穷人还是富人，但我还是知道。我比钟南山教授嘴里的绝大多数”城市流浪人员”都富，也比所有的山村的失学儿童都有钱。与他们相比，我大概应该属于富人了吧？如果”城市流浪人员”也象对待钟南山教授一样，把我的手提电脑偷走了。茅先生会怎么对待这件事呢？按茅先生的文章，他会替我说话，大致会说：你丢了电脑，有财产损失，我很同情，”城市流浪人员”不应该偷你的电脑。这大概就是在替我说话了，因为我是富人嘛。
我现在还很难想象，茅先生会怎样为属于”穷人”的”城市流浪人员”办事。难道把他隐藏在家里，让警察抓不到他？或者，把他的电脑买下来，帮他销脏？至于薛先生此时要如何”保护穷人”，我就更难理解了。难道象秦叔宝一样，拿着双锏，去为这位”城市流浪人员”当门神？
我一直认为，沿袭至今的专制社会对国民有一个最大的危害，就是把国人的脑搞坏了，按专家学者们文雅的说法，就是破坏了中国人的正常思维方式。忽略简单的生活常识，拒绝专业的科学思考，流于未经准确定义的空洞名词之争，是中国决大多数专家学者的特点。不进行细致地分类研究，不习惯精确地量化分析，让中国的专家学者只能在简单地名词之间相互吐口水。这个特点，在近来的贫富之争中，暴露得尤其充分。
其实，只要简单进行一下科学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要界定贫富，并不是象专家学者的口水那么简单。如果我们以财产数量和占有财产的人数为参数，我们就能得到一条财产由０到几百亿的连续曲线。我们马上就会遇到一系列问题，财产少于多少的是穷人，高于多少的是富人，介于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是什么人？
同理，如果我们以年收入和人数为参数，我们同样会得到一条收入由零到几十亿的连续曲线。我们马上也会遇到一系列问题，年收入少于多少的是穷人，高于多少的是富人，介于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都是什么人？
另外，这两条曲线界定的穷富还可能有差异。就是说我的年收入高，不一定就拥有财产高。因为，我可以花光每月赚来的钱，而不积累下多的财产。由此可见，专家学者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为谁办事，在替谁说话，也不知道自己要保护的对象在哪里，有多少。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那里高喊口号！
在分类量化上，官府都比他们做得好。今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坚在南宁表示：”1978年至2006年，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从2.5亿下降到2148万，减少了2.28亿多人；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3%” 官方说这个话时，是有贫困人口的年收入标准做依据的。１９７８年，中国贫困人口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低于１００元，而２００６年，这个标准上升到了６９３元／年.人。我们姑且不论官方统计过程中是否作假，从数据上看，２００６年，中国有２１４８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他的平均年收入不到６９３元，还无法解决温饱问题。我想，把这些人称为穷人，各位网友应该没有意见吧？
有脑袋灵活的网友立即就会问，为什么会把６９３元／年.人作为贫困人口标准？这个标准是否太低了？其实，这也正是我疑惑的地方。理论上讲，贫困人口标准是可以依据当时、当地的物价计算出来的。但我没有找到官方的计算论证资料，因此，也不好怎么评价这个标准的高低。不过，官方可能觉得这个标准太低，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在此基础上，还推出了一个低收入人口标准。
对不起各位了，估计这些标准都属于国家机密，我等草民是很难完整看到，只能从官员嘴里支离破碎地听到一些。这不，今年国家林业局原局长王志宝就说：”人均年收入不到９５８元的低收入人口减少了５１７万人，目前全国还有３５５０万低收入人口。”由此可见，低收入人口的标准为９５８元／年.人。把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相加，中国大约有６０００万贫困人口。把他们都划进穷人里面，估计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吧？同时，也请网友自我鉴定一下，自己是不是穷人？
９５８元的标准是否还太低了？６０００万贫困人口是否还是算少了？答案是完全可能。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２００３年的看法：”中国社会目前的贫困人口的总数大约有15000万人至21000万人。 “
他们的依据是：第一，贫困的标准过低。第二，现在统计部门在计算农村居民收入时，是将其用于来年生产性的投入包括在内的。如果把这一部分扣除的话，那么，按照原来统计方法所计算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200元左右。第三，大部分的”农民工”都应算作城市当中的贫困人口。这部分 “农民工”及其家属的人数应不低于4000万人。”将上述三个部分相加，便可得出一个15000万人至21000万人的数字。你觉得这个说法是否有道理呢？
以上，都是中国人的说法，如果按国际惯例，则我们就有了另外一个穷人标准和数量的版本。众所周知，国际贫困人口标准是一美圆／人.天。按今天的汇率，一美圆约兑换人民币７.４元。折合成中国的人均年收入标准，就是２７００元／年.人。当国际惯例和中国特色接轨后，我们就能明白看出：国际通行的贫困人口标准，不但远高于我国的绝对贫困人口标准６９３元／年.人，还远高于中国的低收入人口标准９５８元／年.人。为什么会这样？这只有依赖中国官员，借助我们战无不胜的中国特色神话来解释了。
最后，我们来看看世界权威机构是怎么样看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的。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兼局长杜大伟（David Dollar）博士表示：”按照中国官方的标准，中国的贫困线为一天消费大约0.70美元（1.099新元），这样，中国贫困人口只有2610万人（2004年），但按照国际标准，这些人实际上属于极端贫困人口。虽然2001年到2004年，中国的贫困人数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但据世界银行一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仍然还有1亿3490万人（2004年），占世界贫困人口的10%以上。”这个数字似乎还没有中国扶贫基金会估计得多，不知道世行官员是否也在妖魔化中国呢？
即使按国际标准看，我对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的减少也持乐观态度，因为人民币在迅速升值。这样，按人民币计的国际贫困标准必然会下降，贫困人口也自然会减少。这其实是人民币升值的一个伟大现实意义，但习惯于叫好的官方学者就没有出来叫好，这到多少令我有点意外了！
到此为止，大概是把穷人的标准问题说完了。各位网友，现在可以对照检查一下了，无论你是依据官方标准还是民间标准，无论你是依据国际惯例，还是中国特色。都请你认真地回答一下：你是穷人吗？同样，我也想请茅先生和薛先生对照检查一下：你们都是穷人吗？
大家一定隐约有个感觉，就是自己的收入虽然远高于贫困人口标准，可一旦讨论到贫富问题的时候，怎么就总觉得自己是个穷人呢？其实，这并不奇怪，你的感觉是对的。可以说，你其实是赤贫的。这不一定是在财富上，而是在权利上。
在专制社会，国民非但没有什么特权，也基本没有什么人权。这种权利的缺失，会让自己感到弱势和无助，这与贫困人口在金钱缺失下的弱势和无助是殊途同归的，因此，哭穷能让我们引起弱者的共鸣。这与你是否真是穷人到没有什么关系了。
国民权利缺失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很简单，有人就靠剥夺我们的权利而掠夺了巨额社会财富。不过，这真正的大鳄到不一定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富人。我注意到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这里所说的富人不包括贪污盗窃，以权谋私，追求不义之财的那些人，而是指诚实致富，特别是兴办企业致富的企业家和创业者。”我觉得，这个说法比”合法致富”要好。
道理很简单，中国人的财富，都是在近３０年来，改革开放过程中积聚起来的，在此之前，大家都是清一色的无产者（毛泽东除外，他名下有上亿的稿费）。而改革开放的过程，本身也是中国法律建立和变化的过程。现在要去追究那些财富原始合法性问题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当时的那些法律、规定、政策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在这里，我可以大胆地估计，即使到今天为止，大部分中国人的财富和收入都很难满足中国严酷法律的合法性要求。要有不服气的，都可以来和我质证。中国法都盖的是橡皮图章，法律条款看似很严、滴水不漏，但却可根据需要解读。想从严就从严，想从宽就从宽。这样的法律本身就不具备权威性、合理性。恶法非法，劣法非法，也是在法治教育时，中国人应该学习的内容。
那么谁是真正的大鳄呢？嘿嘿！其实我已经说过多次了。通俗地讲，官府才是真正地大鳄。为什么这么说呢？各位只要看官府发表的宏观经济数据就明白了。２０００年官府的财政收入超过１万亿，２００３年超过２万亿，２００６年达到４万亿，今年将突破５万亿。短短７年时间，官府的收入增加了５倍。你自己回忆一下，在这７年中，你的收入增加了５倍吗？
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改革开放２５年来ＧＤＰ都以约８％的速度高速增长，近５年更是以１０％的速度高速增长，这说明中国人民是最勤劳的，是为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付出了最大努力的。但是，官府的财政收入却一直以高于２０％的速度疯狂增长。这些数据直观地告诉我们，官府在疯狂地掠夺社会财富。因此，中国国民虽然创造了大量财富，却无法解决自己的贫困问题。而官府却基本解决了自己的致富问题，你现在到中国走一走，不难发现，各地的政府办公楼都是高档次的，即使在贫困地区，也很少有例外。
你再回忆一下，刚改革开放之初，官府是怎么说的：我们现在人口多、底子薄，还无法解决全部国民的免费教育、就医、养老、住房等社会保障问题，但只要大家同心同德、一起奋斗，我们必然会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小康生活的。
大量说这些话的１９８４年，我刚接受完免费高等教育，走上工作岗位，享受着免费住房，免费医疗。这年官府的财政收入才１２００亿元。听到这样的话，我多少有些感动，对未来也充满希望。今天虽然苦一点，但还坚信，面包会有的！
可是，到了财政收入高达５万亿的今天。我才发现，房子要我自己出钱买了，医疗要我自己出钱解决了，养老也要我自己出钱筹划了，子女教育更是要自己出钱来履行法定义务了。我不禁要问：税收到哪里去了，财政收入都用到哪里去了？我们为什么要大量地交税呢？
不要扯远了。还是回来说贫富问题罢。世界银行说：中国有１.３４９亿人处于国际贫困线以下。要让这些人脱穷，需要多少钱呢？我想这只是一个简单地算术问题。我们来尝试计算一下：如果这１.３４９亿人原来一分钱都没有，则我们需要每年给他们每人２７００元，以保证他们脱贫。那么，１.３４９亿Ｘ２７００＝３６４２.３亿。
我惊讶地发现，要解决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很容易，只要把我们今年新增的一万亿财政收入拿出来就足够了。事实上，还用不了３６４２.３亿，因为这些贫困人口原来肯定都有一些收入，假设他们只有标准一半的收入，则只需１８００亿就够了。据说某年官府买车就用了３０００亿，请客吃饭就用了２０００亿，出国旅游又用了３０００亿。至于我前面说的盖豪华办公楼用了多少亿，就不见报道了。
大家经常会见到官员到贫困地区访贫问苦，见到央视主持人在那里呼吁观众献爱心、捐善款。不知道各位是什么感觉？反正，我除了恶心以外，没有其他感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有前面算好的那本帐。
讲到这里，顺便再提一下。解决贫困人口的问题，本来去年就可以完成。大家去看一看去年的国家财政预决算报告就能明白。因为我们当年的财政收入比预算多了４０００亿，比预算财政支出也多了４０００亿。为什么没有用这笔钱去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呢？因为会上就没有专家学者，没有人大代表象我这样发问。
关于穷和富的问题，很难一概而论。同富人一样，穷人里有可爱的、也有可恨的。经济状况并不能决定人的一切，他不是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我们的价值观不能只建立在钱上，他应该包含更多、更深的内涵。
世界人权宣言的第一条这样写到：”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其实，所有的人权宣言都把”平等权利”放在了第一条。中国人需要仔细地体会这点，同时，还需要注意，平等权利并非平均财富。
如果我们从平等权利出发，我们就可以为富人说话、为富人办事，也可以为穷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为富人说话办事不代表我们卑贱，为穷人说话办事也不代表我们就有多高贵。因为这只是体现我们共同信奉的人权价值观而已。
为什么要为穷人办事呢？因为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这样说：”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显然，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要实现生命权，需要金钱。在人类社会里，是有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有些甚至是十分可恶、可恨的原因，无法自力挣得满足这一条所需要的金钱。则社会应该对其实行救助。这并不需要多少高深的理论支持、也不需要多么高尚的道德支撑。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同类！
对穷人实现社会救助的途径就三个，个体的单独救助，政府的财政救助，民间ＮＧＯ的集体救助。在中国，基本上没有民间的ＮＧＯ，官方的ＮＧＯ可能还不如官府靠得住。而中国的官府，我前面已经说了，他们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此，中国的救穷，基本上是靠个体救助实现的。由此可见，茅先生在凤凰世纪大讲堂上奉劝富人纳税救穷是非逻辑的。因为政府救穷的钱早就有余了。由于个人救助是中国的主体救助方式，把税款留在个人手里，比放到官府的口袋里，送进官办慈善基金会里更有效能。这应该是明摆着的道理啊，茅先生难道不明白？
由于中国人民没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来选举和监督官员，为我们合理地掌管和使用税款。所以，中国人民在创造了巨量的社会财富后，却留下了巨量贫困人口的耻辱问题。这是中国贫困人口问题的主要症结所在。
就算中国社会的富人，想帮助穷人，除了个体救助外，他也找不到什么好办法。是官府对ＮＧＯ的严格限制，阻断了民间财富自主再分配的主要渠道。
我很遗憾，茅先生、薛涌、笑蜀等有影响的民间学者，都没有明确指出，官府才是造成中国财富分配问题的主要症结。而把所谓的贫富之争，简单演变成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
其实，如果简单就贫富问题发言，我觉得合适的态度是：穷要保底，富不封顶。而茅先生也同样可以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甚至为我这样不穷不富的人说话办事。
现代文明社会，并不要求站稳阶级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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