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和其他政策失误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9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直至1980年代初，中国政府的立场，正如”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名称所标示的，认为这场大饥荒主要是由于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一些计划失误造成的。然而，中国国外的研究者基本认同的观点是严重的体制和伴随着大跃进的政策转变是饥荒的关键原因。[1]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官方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政策错误因素在灾难原因中的重要性，宣称35％责任归于自然原因，而65％的责任归于错误管理。
当时中国政府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和伴随的一些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例如在全国因饥荒而饿死人数已经上千万的1959年，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2][3]
在大跃进期间，耕作被强制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而基于私有土地的生产被禁止。这种强制的集体化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认真干活的动力。钢铁生产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以钢为纲）。百万计的农民被被命令脱离农业生产而加入到大炼钢铁的劳力当中。因为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就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而缺乏基本技术设备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投入之下产出的只是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劣质的生铁或者废铁疙瘩。
伴随着集体化，中央政府下令实行一些的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英文en:Trofim Lysenko)的伪科学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相互竞争。实际上，它们当然相互竞争相互妨碍生长，而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革新是基于李森科的同事Teventy Maltsev，他鼓励中国的农民实行深耕（深达一两米)。 他们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于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还有后果更严重的措施就是坚持一部分农田应该被休耕。
在集体化农业实施这些极端转变的时候又遇上了干旱和洪水等恶劣气候。在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4] 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
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5] 大英百科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也报告了异常天气，而接下来的干旱的洪水。这些天气包括香港在1959年六月的5天之中超过30英寸的总降水，这代表同期整个华南天气状况。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中国大陆地区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 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
原因
大跃进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直接原因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6] 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远少的剩余。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灾害，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因对。而毛的中国恰恰在因为错误的经济政策而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毛的错误经济政策能够持续三年得不到校正，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6][7]
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
中国政府的看法是：1958年，由于中国政府”一五”计划超时间、超幅度地完成，导致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生产力发展进行了错误的估判，引起大跃进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使得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右倾现象十分严重，因而在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引发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加之1959年-1961年期间自然灾害异常严峻，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发生惊人的危机。
有些人则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一年粮食增加一倍的口号，因而导致各级干部浮夸粮食产量所造成的。由于施行统购统销的关系，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征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的粮食产量来计算的。然而由于浮报的关系，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将原本应该留下的”三留”也全都上缴。于是各个农村的粮食短缺，食堂逐渐将每人分配到的食量减少，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
相关损失数据
大跃进时期大陆特别是农村地区推行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灾难性的全国大饥荒，无数人因为缺乏食物而死去。但因此死亡的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1000万至5000万不等。（参见以下争议章节） 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浩劫的死亡人数在所有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Sen等认为三年自然灾害是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争议
争议主要是非正常减少人口的具体数字与三年经济困难的责任追究。
《大英百科全书》1997年版在关于过去200年间大饥荒的列表没有收录这场59－61年的中国大饥荒。
灾害责任
究竟谁应当负责关于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一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中国官方声称这是”对国情认识不足，夸大主观能动性，急于求成”的主要原因加上”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一同造成的。中国官方在1990年以前宣称是由于政策的误判加入赶上三年的罕见自然灾害所致，现在则回避这一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并没有收录”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
现在大多数人质疑”三年自然灾害”这一提法。中国大陆有大约93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从未发生过。在很多省区粮食已经丰收，但是由于毛泽东的要大炼钢铁，没人下田收割。（一但下田，就可能被定性为政治落后分子，在政治挂帅的年的专制国家，如果一个被定性为落后分子，是非常危险的）最终导致大量粮食腐烂在地里面。
一些学者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气象日志研究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人为的原因只有曾经因日本侵华而导致的多年抗日战争才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困难，”自然灾害”是一种出于历史政治或者科学技术方面的原因而非常局限的说法，现在看来也具有某种政府推卸责任的意味。
很多人认为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特别是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是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被认为是后来造成中国大陆三年饥荒，而且导致几千万人死亡的灾难型后果的重要原因。当时的人民日报到处都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地的产是人的胆决定的”、”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的言论。很多专家纷纷讨论粮食已经多到吃不完的情况，并要解决”粮食多了怎么办”的情况。
很多人同时强烈质疑政府初期回避国际援助和在困难时期还外债的正当与必要性。另外，当时中国为了获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
中国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07年第2期上发表的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中，把责任归咎于毛泽东设计的保证和不妨碍他乾纲独断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根据张戎《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第40章，她指出大跃进中非正常死亡的3000万人民，并非死于中共当局无意造成的”错政策”，3000万人民的死亡是被蓄意造成。
她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就高达七百万吨，可以为三千八百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如果没有出口，中国人一个人也不会饿死。
1950-1959年中国粮食国际贸易情况 (单位：万吨)[2][3]
年份 出口 进口 净进出口
1950 122.58 6.69 +115.89
1951 197.11 +197.11
1952 152.88 0.01 +152.87
1953 182.62 1.46 +181.16
1954 171.10 3.00 +168.10
1955 223.34 18.22 +205.12
1956 265.12 14.92 +250.20
1957 209.26 16.68 +192.58
1958 288.34 22.35 +265.99
1959 415.75 0.20 +415.55
———————————————-
合计 2228.1 83.53 +2144.57
在所有这一切发生的同时，中国的仓库里囤满了等待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品，由军队或民兵把守。波兰学生罗文斯基亲眼看见”水果成吨的烂掉”。可是上面有规定：”饿死不开仓。”
非正常死亡与非正常减少人口数目
中国共产党采用了非正常死亡3500万人，4000余万人口减少的数据，但根据很多海外学者及专家以及包括部分在网上发表的文章的数据资料则非正常死亡数字有可能超过5000万。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损失人口”和”饿死人口”的概念上，”损失人口”指纯粹减少的人口，包括1、正常死亡人口；2、饿死人口；3、因饥饿致病死亡人口；4、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口。有许多人把第四项因饥饿而少出生的人口也算进死亡人口，这是错误的。
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相关统计
学者们对中国当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研究，都以中国政府官方发布的调查和统计数据为基础。1950年代中期，中国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经常性人口统计制度。每一年，户籍管理部门都对人口总数、出生、死亡、迁入、迁出等项目作出统计，并且层层上报汇总。大跃进期间，一些地方官员要求低报死亡人数，致使人口统计制度受到干扰，但它并未中断。县、市、省至全国各级，都对死亡人数做了统计。不过，这些数据长期被列为绝密级，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逐步公布。
今天，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各省人口资料和各地县志中，大多都可找到当年统计的死亡人数和其他人口数据。官方数据表明，1959-1961年的全国死亡人数，比正常年份(例如此前的1956-1958年和此后的1962-1964年)多出1500万人左右。
中国官方生死统计数据 (单位：万)[8]
时期 出生人数合计 死亡人数合计
1956-58年 6048 2124
1959-61年 4225 3602
1962-64年 8143 2152
这样的经常性人口统计，以户口登记为基础，有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当一个孩子出生后，假如他还没有登记户口就死去，那么，这个孩子的出生和死亡，通常就很难计入官方的生死统计中。除此以外，由于大跃进时期对人口统计特别是死亡统计的政治干扰，人口生死统计与人口总数出现了严重的不一致。一些人口专家相信，中国官方统计的死亡人口，低于实际的死亡人数。
为了研究实际死亡人数，专家们利用了中国政府发布的其他调查数据。这包括1953年和1964年进行的两次人口普查。此外还包括1982年的全国妇女生育率回顾调查，该调查从每千个育龄妇女中抽一个出来，问她自1949年以来，哪一年生了孩子，包括生下来后还没来得及上户口就死去的。由此可以得到从1949年以来每一年，育龄妇女平均生几个孩子的数据。专家们普遍相信，这些数据准确性相对较高。一些专家利用这些数据，结合1953年普查得到的妇女年龄结构，计算出大饥荒之前和大饥荒期间总共出生了多少人，再由此推算出其中有多少人死于大饥荒。
Coale等人的研究认为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人左右[9][10][11][12]，蒋为代表的其它研究人员则估算非正常死亡在1800-2400万人之间[13][14][15]，金等人则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4000万以上[16][17][7]。 2004年版《大英百科全书》称，中国大跃进饥荒导致了多达2000万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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